大学生毕业礼物
又是一年毕业季，
即将离开母校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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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快来康康别人家的大学是怎么做的！
四川农业大学为毕业生准备了毕业套餐。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就餐就送“金饭碗”！寓意大展宏图、无与伦比
正值毕业季，近日，四川农业大学食堂大叔阿姨为毕业生准备了独家纪念大碗套餐作为毕业礼物。
四川农业大学为毕业生准备了毕业套餐。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这两种套餐价格均不到十元，分别为由干锅兔和鱼香茄子组成的“大展宏图（兔）”套餐，由茄汁菠萝鱼和蒜泥豇豆组成的“无与（鱼）伦比”套餐。每位享用毕业套餐的同学，都将获得食堂定制的“金饭碗”一个。
碗上印上了“2020毕业纪念”字样。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四川农业大学后勤负责人杨老师介绍，同学们大学四年每日三餐都在食堂，对食堂餐具有感情。前几年也有毕业生在毕业时提出希望带走一个餐具作为纪念。
今年因为疫情，学生毕业的方式非常特殊，没有往年的仪式感。所以学校后勤部门专门定制了碗，在碗上印上了“2020毕业纪念”字样。同时食堂大厨还为学生定制了毕业套餐，套餐的名字包含了学校对学生的美好祝愿。
学校后勤部门专门定制了碗。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四川农业大学食堂的餐具一共有四种颜色，但学校最后选择了橘红色。杨老师介绍，橘红色的饭碗寓意着“金饭碗”，老师们希望同学们毕业后把饭碗掌握在自己手上，到哪里都有饭吃。
食堂创新性将烧烤、小龙虾搬到户外。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四川农业大学后勤部门还开展了一系列毕业季的活动。因为疫情，同学们要减少聚会。食堂创新性将烧烤、小龙虾搬到户外，在露天的空旷场地给毕业生制造一个有美食也可以交流情感的地方。
毕业车票。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此外，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可以乘坐后勤部门为大家开通的从学校直达成都火车西站的直通车。这趟车专为毕业生开通，凡是上车的同学都可以领取一张毕业车票，起点是学校，终点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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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车票。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375枚印章，学校毕业生的375次“心心相印”
今年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收到了一份不一样的毕业礼物。为了弥补“特殊毕业季”没有系列毕业活动的遗憾，学院组织毕业班同学共同设计了375枚“毕业印章”。
毕业印章。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供图
这些印章外观古朴，正面是川大校徽、校名、“2020届材料学院毕业纪念”字样，侧边是川大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底部是每位同学的名字。
毕业印章。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供图
“川大元素，是希望大家牢记自己川大人的身份，同时母校也永远是同学们的港湾。材料学院的字样，则是希望大家记住材料人的使命与担当。”辅导员余鹏飞老师说，印章虽小，愿毕业生不管走到哪里，都与母校心连心。
收到毕业礼物，同学们很惊喜。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供图
印章按照不同的专业和年级分装，班长统一领取分发到个人。而因各种原因暂未返校的毕业生，学院也将用邮寄的形式，将这份毕业礼物送到他们手中。
同学们的毕业照。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供图
除了印章，学院还统一定制了“毕业T恤”，也是由同学们自己设计。收到两份毕业礼物，同学们很惊喜，不少人在朋友圈里“晒”了一波。
硬核又暖心！自制芯片是毕业礼物
“这个钥匙扣里的芯片真的是我们设计的芯片流片之后的成品吗？”“流片回来的芯片不是已经用于封装测试和验证了吗？”
最近，即将毕业的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首届本科生在学院办公室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时候发现，除了学历和学位证书，学院还精心为每位同学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嵌入了一枚芯片的钥匙扣。
学生自制芯片成为毕业礼物。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供图
毕业礼物里的芯片都是同学们在特色实验课程“一条龙IC综合实验”流片后做出的成品，更是同学们在集成电路职业生涯道路上设计的之一颗芯片。
学生自制芯片成为毕业礼物。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供图
据介绍，流片是将设计的电路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步骤制造成芯片的过程，它是检验芯片设计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需要指导教师有丰富的设计和流片经验，也是集成电路领域成本投入最多的环节，国内几乎没有高校会在本科人才培养环节安排流片。
同学们在集成电路职业生涯道路上设计的之一颗芯片被 *** 成毕业礼物。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供图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为了面向产业培养人才，率先将流片环节写入本科生培养方案，并采用国内主流大厂的0.13微米工艺对学生设计的电路进行流片验证，真正完成了IC设计的全流程闭环，开创了国内集成电路工程人才培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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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很喜欢自己的毕业礼物。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供图
“去年我们就开始谋划怎样给首届毕业生一个难忘的毕业礼物。最后想到学生们在IC综合实验中自己设计了芯片并进行流片。我们希望将这一颗颗见证过大家心血和汗水的芯片做成礼物送给他们。”示范性微电子学院院长张万里教授说，“希望同学们能随身携带，时常想起，也能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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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制芯片成为毕业礼物。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供图
急求！！魏晋南北朝包括西蜀、东吴和十六国吗？
1992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可观。9月，在陕西师大举行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百余位中外学者就本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问题进行
讨论，提交论文90余篇。出版的专著有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论文集有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编辑的《诸葛亮躬耕地新探》（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见诸报刊的学术论文数量达200余篇，覆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战争、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族等领域。现就将学术论文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述：
一、政治史研究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从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入手，指出三国之中，东吴建国最晚的原因在于孙氏起自孤微，在江东没有强大势力，孙策是袁术旧部，江东大族对袁术旧恨甚深，因此对孙策霸有江东难以接受。孙氏兄弟经历了凭借淮泗武力打击吴会英豪，仰仗张昭、周瑜笼络外来人士，才保全了江东统治，继而采取对会稽虞、魏等族既使用、又防制，并借重顾雍、陆逊疏通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广泛吸收江东人士参政的过程，完成了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才终于建国。在此过程中，江东大族也经历了敌视、观望、尝试合作和竭诚结合的转变。该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东晋建国比东吴顺利的原因，指出，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司马氏的名份地位具有很大的优势，晋末侨姓土族的从政能力及社会威望又远高于孙氏兄弟最初依赖的淮泗集团，所以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无力抗拒，只有臣服。吴鉒鉒《豪门政治在南方的移植——王导的“愦愦之政”》（《福建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王导“绥靖南北，清静为政”的治国方针，实际上是西晋豪门政治——“愦愦之政”的延续，东晋之国不能仅归功于王导的“愦愦之政”，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的驱使下的一致支持以及祖逖、桓温、陶侃、谢玄等才智之士的努力也当在其中。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揭示了汉族士人从以晋室为正统到以拓跋魏为正统，对少数民族政权则经历了由歧视到认同，由不合作到积极参与的过程。与此同时，拓跋政权自登国元年至天兴元年的12年间，在国号上也始终存在“代”、“魏”之争，最终才定国号为“魏”；其都城建筑模仿邺城、仪定五行从曹魏土德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曹魏法统的继承者。其后，拓跋焘统治时期的改革，又使北魏向汉族传统王朝迈进了一步，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终于把北魏改造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北魏政权也随之被汉族人士完全接受，视为正统。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统治时期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高肇专权对宣武帝一朝政局有重要影响，是君主信任和高肇具有专职宰相权力的结果，是孝文帝改革后汉族官僚的力量首次超过鲜卑贵族、尤其是宗室贵族力量的反映。对国家政令的决策和执行没有多大消极影响，主要是影响了统治集团力量的变化。
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以刺史地方化为突破口，研究了曹魏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两汉以来，州刺史只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东汉末才演化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曹魏时，刺史掌一州大权，对稳定地方统治起有重要作用。为强化对地方的控制，曹魏重视刺史人选，并辅以各种监察措施，约束刺史权力过于膨胀，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指出，往昔认为坞堡垒壁是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看法值得商讨。指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居民两种，后者又分流民或乞活与当地居民两种。少数民族坞堡大多以部落组织形式为基础，其中匈奴胡人与氐、羌的部落组织形式又有不同。汉族坞堡主要由流民建立，坞堡主有流民、乞活帅，还有一些地方大族，身份相当复杂，当时的北中国可分为三个地区：匈奴胡人为主的并州地区，氐羌为主的关陇地区，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关东地区。受各自坞堡组织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政治制度研究主要包括封爵、监察和考课等。高敏《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略考》（《许
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考证了孙吴的封爵制，认为这一制度开始于建安二十四年末及建安二十五年之间，在孙权称吴王、改元黄武时正式确立；孙权称帝、改元黄龙元年时达到 *** 。它的创立与奉邑制的停止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李小沧
《曹魏时期监察彻度的形成与特征》（《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曹魏监察制度旨在改革两汉旧制，加强吏治。它的形成可分为曹魏草创、曹丕定制两个阶段，具有四方面特征：御史台成为独立机构；监察系统呈多重结构；皇帝保留、控制部分监察权；中央与地方的上下控制失调。该制度表明皇权相对衰落、权臣权力膨胀。余世明《东魏、北齐的监察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东魏、北齐的监察制度确立的“寺署台案”制衡机制，起到整顿吏治、肃清弊端、澄清吏治的积极作用，较前代趋于完善、健全，开唐代“三司推事”制之先河。但受“家国一体”封建意识影响，使这一制度成为统治集团权力纷争的工具。杨普罗《北魏官吏考课制度述略》（《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认为，北魏官吏的考课始于道武帝时期，完善于孝文帝改革时期，到北魏末期渐于废弛。按程序考课分为内考、外考两种，由尚书主持。考第划分严格，一般据此赏罚官吏。
二、社会经济史研究
土地制度方面，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两篇文章颇有新意，前文不同意目前较为流行的土地买卖是东晋南朝时期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的观点。认为在当时，靠购买土地不可能形成大地产，占山护泽、凭恃私人武装或权势侵凌百姓、巧取豪夺才是同一时期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主要渠道，土地买卖充其量只是补充手段。后文指出，占山护泽是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口大幅度增长，开辟山林川泽有利可图的产物，东晋南朝正具备了这些条件。三吴地区所以成为此时占山护泽最疯狂的地区，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及阶级斗争的形势、侨姓与吴姓士族的力量对比等因素决定的。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可以大明年间的占山法划分为两个阶段。占山法旨在限制，积极性是提出了垦辟的要求，此时掠夺自然富源是占山护泽的主流，故不能过高估价其对南方经济开发的作用。“占”、“请”、“求”等名义是将山林川泽据为己有的代名词，“借”则只是拥有使用权。占山护泽是否违法，太守拥有裁决权。
区域经济研究，有万绳楠《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许辉《论六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整体开发》（《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陈长琦《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等。万文在对西起芜湖、东至无锡的侨郡侨户进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侨民对开发淮南、建康、南东海、晋陵等地区功不可没，以至内地一些地区也受其影响。作者还就“土断”提出新释：正其乡土与断其白籍。许文则以长江流域的巴蜀、江汉、三吴三个经济区为视角，对其历史沿革和发展状况进行论述。指出六朝时期的长江流域在经济开发上具有范围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并且开始形成一个整体的特点。陈文力主纠正视六朝广东为落后地区的观点。作者运用考古材料，分别考察了农业经济、手工业生产以及海外交往，进而论证除手工业与中原和江东地区有差距外，其它两方面的发展均不逊色，这一发展得益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另外，还有黎虎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该文认为拓跋魏的社会经济呈现递进性：早期拓跋部的经济是畜牧——狩猎经济；北魏建立后，狩猎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并存，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孝文帝以后，狩猎经济基本消失于社会生活中。
陈海新《论西晋末期汾涑地区的居民与经济》（《山西师大学报》1992午第2期）和陆庆夫《十六国时期五凉地区的人口迁徙》（《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均就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发表看法。陈文以西晋末期的汾涑地区为例，指出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亡，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匈奴、羌、氐等少数民族进入，使居民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济生活也从原来的农业区变为半农半牧区。陆文则以五凉地区的人口流动为研究对象，提出内地流民和塞北民族的迁入，不仅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对五凉文化的繁荣和民族融合也起到作用。
丝路贸易方面，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根据佉卢文书等文献资料，考证汉晋时期的鄯善王国扼丝路南道咽喉。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得到双方 *** 的鼓励。从事贸易的人成份复杂，既有往来使者、自由商人，也有管辖西域的 *** 官员。贸易以实物交换为主，货币交换为辅。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麹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主要依据吐鲁番出土的四件有关价钱的文书，对丝路中段的贸易状况进行概述：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有粟特九姓胡商、西来的汉商、西域各国各族的商人，其中男女均有；金银、香料、生丝等西方名贵特产为主要货物，贸易多为中转型，波斯银币为通用货币；各国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经济收入归王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较秦汉、隋唐都为严重。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分析：受长期战乱的影响，国家分裂，即使建立了虞衡等环保机构、颁布了环境保护的法令，却很难执行。文章也同时肯定这一时期在农业生态习性的考察、利用，对物种遗传变异的认识上均比前代有所提高，水利设施也有所增加。
三、军事战争史
军事制度方面，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意在阐释于汉魏之交建立的都督制，在维护西晋统一时起到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都督的职能已发生变化，到八王之乱前，都督已基本摆脱中央控制，成为凌驾地方各州之上的地方割据力量。高敏《西晋时期兵户制考略》（《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指出，西晋兵户制源于曹魏士家制，所以具有典型世兵制的一切特征。但是兵户休假制度、家属从军大致开始实行于魏末晋初。在连年战争、世家大族对兵户的强占等影响下，兵户制发生严重危机，西晋 *** 乃采取逼良、募兵、发奴隶僮客为兵的措施补充兵源，才使兵户制得以维持。作者另一篇论文《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在前秦和后秦，“护军”制既是军职名称，也是地方长官名称。护军兼有军、政两权，拥有实际领地，是为统治少数民族而设置的机构，贯彻胡汉分治的原则。
吴蜀荆州之争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事件。其中的曲直是非，至今莫衷一是。朱绍候《“借
荆州”浅议》（《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5期）和张兆凯《论吴蜀荆州之争》（《求索》1992
年第5期）二文，均对荆州为吴国疆域这一观点提出异议。朱文认为，荆州原来就不是吴国的疆域，所以刘备“借荆州”之说不能成立，但刘备又确曾向孙权借过荆州几郡。张文则进一步分析了吴蜀荆州之争对当时魏、蜀、吴三家的影响：吴国虽然取得胜利，但并非真正的赢家。蜀国受到打击后，力量削弱，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消失，为曹魏灭蜀、平吴、统一中国提供便利。谭良啸《论三国初期的荆州争夺战》（《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通过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以及荆州自身的地理位置，说明荆州之争，吴胜蜀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就具体战例进行探讨的有关治中《论曹操平定关陇的奠基战役——潼关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和杨德炳《失街亭斩马谡与蜀军的战斗力》（《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文认为，关陇之战对曹魏和西蜀政局有重要影响：曹操平定关陇，进而统一北方，加强了曹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使蜀国的北伐屡屡受挫，并且为司马氏统一全国，灭蜀创造条件。杨文认为，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不据下城”等并非街亭兵败的真正原因，蜀军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才是街亭兵败及这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即使马谡有罪，也只应承担一半，罪不致死；诸葛亮本人亦应承担一半责任。诸葛亮斩马谡是出于当时政治及形势的需要，因此不能把他视为“明法”的楷模。
关于赤壁古战场今地的讨论仍在继续。朱靖华《黄州赤壁与古战场地理环境吻合》（《中国地名》1992年第2期）和王琳祥《赤壁战地辨析——与万绳楠先生商榷》（《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认为，武昌赤壁说和蒲圻赤壁说都不能成立，而位于今长江南岸的黄州才是古赤壁战地。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宗教方面。杨辉坤《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既调和传统儒学，也融进当时流行的玄学，逐步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西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考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之一，就是由位于我国西南边疆云贵川地区的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内陆，再向四周播散。郑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文史哲》1992年第2期），认为当时佛教题材的小说创作与宣扬佛教、回击反佛派的攻击有关。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为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且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于玄学问题的研究，张运华《荆州之学与魏晋玄学》（《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通过荆州之学的形成、特点的阐述，对比了玄学的领袖人物王弼的治学内容、特点，提出荆州之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渊源的观点。杨珍生、刘龙伏《玄学人生与世俗人生——魏晋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江汉论坛》1992年第10期）运用比较 *** ，得出魏晋时期的玄学人生，是一种消极处世的人生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世俗人生观是努力进取，追逐功利的人生观的结论。吴代芳《个体意识的崛起和社会诸矛盾的演变》（《大庆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对魏晋时期的人们性格进行透析：试图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思想解放，充分认识自我的个体意识迅速崛起，并成为当时人们性格的主旋律。孔定芳《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认为，东晋南朝的文化精神已与儒家思想尊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人看重个体，轻视功利；适意自然，淡泊尘世，有较强烈的幻灭意识。这种文化取向为后世文化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生机。
五、社会生活史研究
社会风气方面，郝春文《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佛教迅速向世俗社会渗透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结社。文章考察了单纯从事造像、造塔等一次性活动的结社，和在造像之外从事其它佛教结社的这两种结社，指出佛教结社已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它受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统治者的好恶密切相关。这时的“社”、“邑”有别，佛教的中国化尚未完成，还无力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团体。谢宝富《两晋南朝隐土成因及其他》（《安庆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两晋士人消极遁世，隐居山林的现象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西晋隐士主要是为了逃避战祸。隐居之后消极待命，寄神阴阳五行之术以占卜未来；东晋南朝的隐土则多受社会风气熏陶，他们隐居之后主要从事研习经书等活动，带有弘扬文化的性质。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指出，东晋统治阶层以门阀制度做庇护伞，土地与财富的集中为经济后盾，大肆纵情享乐，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奢侈性消费急剧膨胀，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进行。士族阶层丧失治国能力，封建 *** 的行政效能下降。文章还指出，这种享乐之风是对儒家思想谨奉的克己主义的强烈冲击。
婚姻方面，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鲜卑拓跋部的婚姻分两个时期：北魏前期，拓跋贵族的婚配范围限于本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期则多为汉族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氐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指出，氐族盛行的族内婚，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受到冲击，并走向瓦解。其婚姻形态转向族外婚，逐渐与汉、羌等族通婚。此外，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看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从研究个案入手，发现渤海刁氏家族的婚姻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北方世家大族。由此说明婚姻已成为世族之间维持、保护世袭特权的工具，成为政治交易，经济联衡的纽带。
六、人物研究
李凭《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主要考证了道武帝早年（6～15岁）的活动。前秦灭代后，道武帝年仅6岁，随同祖父什翼犍被执送长安。后又被贬至蜀地，辗转长安、中山等地。其间耳濡目染汉族先进文化和各民族的交往，为以后拓跋社会的封建化和汉化打下良好的基础。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玫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刘宋政权与谢氏家族的矛盾以及谢灵运政治对抗，导致了他悲剧性的命运，成为政治漩涡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孔毅《论正绐名七傅嘏》（《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张德鹏《曹操的政治性格略记》（《江汉论坛》1992年第11期）等文章，在此就不一一介绍。
我没钱了，再来一个真的很难的~~~~~~~
呵呵，这都是那个时候的成就，下面概说部分会让你更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
刘徽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 ***
刘徽，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曹魏末年，他撰成《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 *** ——割圆术。《九章算术》说“周三径一”，即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刘徽认为这太不精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多边形周长就无限逼近圆的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至正九十六边形的边长，求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的结论。后来，他又计算出圆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即圆周率为3．1416。刘徽运用了初步的极限概念，并提出了割圆术，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更先进的。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字文远。河北涿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西晋末年，祖家从北方南迁。他曾任刘宋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从事，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令；萧齐长水校尉，掌管禁卫军守卫京城。曾写过《安边论》，建议齐明帝“开屯田，广农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计算。祖冲之是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彩色大理石雕像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世界大科学家陈列”的走廊上。
祖冲之最突出的贡献
祖冲之是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巨大贡献。他33岁时提出的“大明历”，是当时更先进的历法，纠正了当时通行的“元嘉历” 的误差。他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和水碓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世界上之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地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 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朒，nǜ。朒数，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圆周率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同直径的比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应用广泛，在天文、历法、机械等各学术领域，只要涉及到圆的问题，都要运用到圆周率。圆周率是永远除不尽的无穷小数。求圆周率精确的程度，标志着古代数学水平和科学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精确数值比外国要早一千年左右
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等，计算圆周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祖冲之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之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杰出数学家。直到15世纪 *** 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果。但是，阿尔·卡西比祖冲之晚了近一千年。欧洲直到16世纪才由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重新算出这一数值，他们比祖冲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
祖冲之收集和阅读了古代大量的天文、数学文献
在祖冲之以前，我国古代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文献主要有：战国时期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夏小正》是战国时编成的一部历法书，基本上保存了夏历，即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比较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周髀算经》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前，《九章算术》西汉成书。《史记》中的天官书，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现象。此外，秦朝有《颛顼历》，汉武帝时有《太初历》《三统历》，刘洪撰《乾象历》，张衡著《灵宪》。这些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文献，对祖冲之很有帮助。
圆周率数值的推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一。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圆周率数值的推算也日益准确。从西汉刘歆到齐梁祖冲之，不少人为推算圆周率数值做出过贡献。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任中垒校尉，整理文艺群书，对经籍目录学做出了贡献。王莽建新政权，歆任国师，后因参与谋杀王莽事件，事败自杀。通晓天文律历，著有三统历谱。刘徽，魏晋时数学家。魏景元四年前后，注九章算术十卷，撰九章重差图一卷，创造测望推算的 *** 。他的主要发明是用割圆木求圆周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得圆周率为3．1416。何承天（370—447），南朝宋天文学家，东海郯人。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死。他博通经史，精天文律历，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
贾思勰
贾思勰，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山东益都人。在北魏末年当过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太守。他研究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民谣农谚，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写出了《齐民要术》一书。该书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的总结，据此书我们得以知道当时农业科学的发达。该书所载，有现在还有用的，有可作为借鉴的。所以，这部书是我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92篇，分为10卷，约11万字，包括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篇幅。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该书中都做了总结性的叙述。在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方面，《齐民要术》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书中记载了主要农作物粟、黍、稷的播种日期，介绍了怎样选种、浸种和给水稻催芽技术，以及轮作和套种的经验。该书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增强土壤肥力，要利用农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应当指出，该书中提出了绿肥轮作的 *** 。当时欧洲还广泛实行轮换休耕的耕作 *** ，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人在农业上才实行绿肥轮作制。在蔬菜栽培方面，认为应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详细介绍了嫁接法。在家畜饲养方面，注意喂料和喂水。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二十多种造酒的 *** 。该书引用有关著作156种，在我国农学史和世界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
郦道元（？—527），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为御史中尉，后任关右大使。雍州刺史萧宝寅反，被执遇害。性好学，注意地理学。搜集大量地理、历史材料，引用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写成了《水经注》一书。
《水经》
《水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汉朝桑钦著。书中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 *** 。
《水经注》
《水经注》，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40卷。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而成。该书中水道增加到1250条，注文20倍于原书，引用书目多达四百多种，大大丰富了《水经》的内容。《水经注》系统描述了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水系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及水利开发。并以水道为纲，记载沿河所经地区山陵、原隰、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现象，以及城邑、关津的建置沿革、兴衰过程，还有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等，几乎包括所有历史地理的内容。在辗转抄录流传中，《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出现许多混淆与舛误。清朝乾嘉学者对《水经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全祖望著《全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戴震校《水经注》。近代杨守敬、熊会贞又著《水经注疏》，注明郦注征引故实，详述郦注所叙水道的迁流，订正全、赵、戴诸家校释，是一部有关《水经注》的很好的参考书。
《水经注》对三峡两岸猿声的描写
译成白话为：空旷的山谷里传来猿叫的声音，那样哀婉，久久不绝。打鱼的人唱歌道：巴东三峡巫峡最长，猿叫三声就使人泪沾衣裳。
图画说明
古代骨算筹
这是1971年陕西千阳县出土的西汉骨质算筹，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算筹。算筹是我国最早的计算工具，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当时除了骨质算筹外，还有木质、铁质、铜质等各种材料。人们计算时用算筹摆成横式、纵式两种。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依次类推，纵横相间，便能表示各种数字。如果遇到“零”则不摆算筹，让这位数字空着，图中右侧的算筹表示的数字是1976。算筹在我国古代使用了近二千年，逐步被珠算所代替
（一）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 *** 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 *** 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 *** 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 *** 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 *** 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